王子约
去年底开始，以数个中央和地方的文件为标志，位列今年经济工作之首的“去产能”大幕正式拉开。
在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过程中，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核心问题。治理过剩的代价和成本是什么？中国是否有能力平稳化解产能过剩？
针对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近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他认为，中国本轮过剩是追赶周期中由高速追赶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过渡期发生的产能过剩，特点是涉及行业多、过剩程度严重、时间较长。他认为针对这轮过剩要采取综合措施，就业兜底也要因地制宜。
他同时强调，在去产能的同时要持续推动双创催生新动能，要从政府体制、社会观念、教育理念等多个方面培育和激发创业家精神及创新精神。
本轮过剩需要综合政策治理
第一财经日报：和过去相比，这一轮产能过剩有什么特点？
刘培林：我国目前这种类型的产能过剩，是追赶周期中由高速追赶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过渡期发生的产能过剩，特点是涉及行业多、过剩程度严重、时间较长。从需求角度看，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对大宗工业产品的需求，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都逐渐趋于饱和。而从供给角度看，由于私人部门在追赶周期的高速追赶阶段容易形成过度乐观的预期，单个企业的乐观预期叠加起来，推动产能过快增长。
这种意义上的产能快速增长，在需求饱和之前，会表现为“好事”——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一旦需求接近饱和，“好事”就会迅速转化为“坏事”——范围较大、程度较重的产过剩。
这种产能过剩，不光是中国独有，在其他追赶型国家也出现过，比如日本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就有类似的经历。
解决这种意义上的产能过剩，需要综合性的政策。一来不能指望通常的反周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作为主要的解决之道，但反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用于防止总需求因为去产能而导致经济增速在短期内急速下滑。二来社会政策也要比平常发挥更大作用，因为去产能会带来较多的结构性失业。再有就是更重要的“产业促退”政策，必要时政府甚至要准备一定的财政资金，筹划和安排一定的金融资源，用于促进产能退出。此外，大规模的去产能对整个法律体系尤其是对破产法和企业并购方面的法律能力，在一定时期内提出了很高要求。
思路再放宽些，加快推进国际合作，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让“一带一路”倡议尽早、大范围地开花结果，也有助于化解这一轮产能过剩。
就业扶持应因地制宜
日报：在去产能过程中，就业问题是最受关注的。你认为这一轮去产能可能涉及的人数和上一轮相比有什么变化？在可能产生的就业风险中，国家可能会采取哪些政策？
刘培林：很难先验地判断这一轮产能过剩涉及的失业规模有多大。这一轮产能过剩涉及的行业，主要是重工业部门。这些部门资本相对密集，劳动力相对不密集，从这个角度看，涉及的失业总量或许并不大。而且目前服务业发展势头较好，吸纳就业能力也较强。国家的社保体系也更加健全。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但是，如西方谚语说的那样，魔鬼在细节中。化解产能过剩涉及的行业，往往在地域上比较集中，这是比较棘手的地方。比如，河北省占有全国最大的钢铁产能，去产能的任务非常重，因此将遇到比较集中的失业问题。煤炭行业最近大幅减产导致的失业和隐性失业，也主要集中在晋陕蒙。地理上比较集中的失业人员，人力资本和技能结构类似，难以指望本地服务业吸纳；大幅流动到其他地方，短期内也不大容易。所以，针对化解产能过剩带来的失业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扶持措施也需有地域上的重点。
但是，要注意，旨在缓解去产能带来的社会冲击的扶持措施，侧重点是扶持人，而非扶持特定的“地区”。如果扶持主要针对“地区”，并且下达某些建设和投资项目，把人固定在原来的地区，以项目吸纳就业，那么，扶持措施的主要受益者则是工程承包商、在项目中有股份的投资者、土地拥有者等。正确的扶持思路应是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直接提升人力资本，并促进劳动者自由流动、自由择业。比如，可以直接给失业者提供面值相等的培训券，让失业者持券自主决定参加哪种类型的技能培训，培训后自主决定到哪里重新就业。
让创业泡沫来得更猛烈些
日报：旧动能的整合和压缩意味着新动能必须补位，我知道你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动者。尽管双创已在中国形成风潮，但包括泡沫化以及高风险等问题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未来政府应在哪些方面进行政策补位？
刘培林：我不否认当前双创有一定的泡沫，但这就是创业创新的基本规律。我们不是要活跃的企业家精神吗？我们不是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吗？那么，更多的人参与双创，就一定比更少的人参与双创来得好。这是基本逻辑。
当一些人责怪双创存在泡沫时，也许他们心中设想了一幅理想的图景：社会上参与双创的人数、资金投入、项目选择，恰好就是社会最后需要的，没有失败者，没有资金浪费，大家其乐融融。
但是，不要忘了，双创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双创的本质就是在沙里淘金。请问批评者，在设想这美好的没有泡沫的图景后面，有谁能够知道该有多少人、多少资金、什么项目参与双创？就算知道总量，谁有伯乐般慧眼，把未来的马云、任正非在千千万万人当中给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这样的伯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句话，如果说没有误导的话，其正确的含义也应是“世有竞争然后有千里马”。竞争就必然有一定的盲目性。如果说这是泡沫的话，那么，我要说的是，让这个泡沫来得更猛烈些吧！
日报：创业创新问题你是专家，可否介绍一下最新的研究观点？
刘培林：最近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钱颖一教授给出了一个经验证据，这个经验证据是，和西方的教育相比，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成绩，虽然均值较高，但方差更校
我高兴的是，我之前撰写的《发展的机制——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自我发现》的论文中的一个观点，得到了经验证据支持。但我忧虑的，也正是我的那个观点和现实对得上号。我那篇文章分析了促进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活跃起来的一系列条件。条件之一是我们需要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和教育理念，这样才不至于湮灭人民群众中先天蕴藏的富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天才。
学生成绩均值较高、方差较小，现实含义就是，我们以抑制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代价，培养出了一支守纪律的劳动大军。我想说，促进创业创新，不光是政府的事，不光要靠体制和政策，也需要社会观念、教育观念的潜移默化。这里也涉及家庭的教育理念。每个家长都要把自己的孩子当成盖茨和扎克伯格培养！促进创业创新，是每个人的事。要提高双创的“含金量”和“成色”，要挤出双创的“泡沫”（如果说有泡沫的话），那就应该为最灿烂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提供充分的滋养和空间，让它们充分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