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从经济指标来看，还是从与民营企业主的交流来看，在目前经济回落的过程中，民营企业似乎在过寒冬。
不要说非上市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就是具有一定规模才上市的民营企业，在经济低迷和股市下跌的双重压力之下，也是步履艰难。不是企业被银行收贷，四处寻找补充企业流动性，就是企业主被金融机构要求补充股权质押品，以避免股权被金融机构处置。与此同时，当看到A股市场已经有24家民营上市公司控股权发生转移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时候，民营企业家感觉到这一轮经济调整所带来的 寒冷 是新千年以来没有遇到过。
民营企业遭遇这样的 凛冬 的原因
当看到一些国有企业开始接盘民营企业的时候，部分市场人士就在归因那是由于国家政策在朝着 国进民退 的方向在发展。针对这种疑虑和猜测，近期国家决策当局反复在强调 国有经济 与 民营经济 同等重要，向市场不断传递信号：国家政策一直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既然不能够归因于国家政策的变化，那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归结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
1. 金融机构 嫌贫爱富 。
作为商业银行，保证资金的安全性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商业银行对投放的信贷会实行终身追责。在终身追责的条件下，银行家会把防风险放在第一位。当然对银行家的考核，股东方会提出ROE的要求。
在这样一个考核体系的约束下，银行家的选择必然是在经济形势向好的时候，判断违约的风险因素会降低，他们会选择追求ROE。但一旦银行家判断经济将下行，或者发现经济已经出现下行，那么他们首先会考虑他们所贷资金的安全性。
在追求ROE的时候，银行会把信贷资金增量更多投向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相对于投向政府和国有企业更高。但在防风险的时候，银行首先会把它的信贷资金往它的核心、安全可靠的客户集中。由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有国家的隐性担保，不需要担心追责，而且对资金的需求量比较大，因此，银行的所谓的核心、安全可靠的客户就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那么对非核心客户的民营企业，一旦发现企业盈利润下降，或者出于担心企业未来出现企业盈利下降和企业主跑路，未雨绸缪，银行会选择抽贷或者不续贷。
本身由于经济回落大环境的影响，民营企业经营就需要面对需求减弱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一旦遇到银行信贷资金的收缩，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很多民营企业由于银行信贷资金收缩的过程出现流动性紧张而被迫破产。
对于已经质押的上市民营企业，一方面受到股市不断下跌带来质押品价值的缩减，受到金融机构要求补充质押品的催缴，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由于资管新规导致金融机构对股权质押的比例进行缩减需要不断解质押。双重的叠加，一些民企只好选择控制权的转移来解除困境。
2. 打破过去的激励兼容机制并没有建一套新的激励兼容机制。
在地方政府是通过GDP来考核的时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领导和民营企业家是属于利益共同体，目标完全一致，地方政府需要GDP规模的扩大来实现税收的增长，地方政府领导需要民营企业的壮大来为自己创造政绩来实现仕途的升迁，民营企业家当然希望做大做强来实现财富的扩张。这一个激励兼容的机制，必然会促进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也会感觉到地方政府的 关怀 。
但现在地方政府的考核已经不再是经济增长，决定地方政府官员升迁的不再是经济规模的扩大。对社会的稳定，对环保的要求等等都会纳入到考核的范围。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从过去追求GDP规模的扩大转变到 工作免责 。
这种转变的后果自然是对民营企业的态度会发生变化。过去是鼎力协助民营企业家做大做强，那么现在首先考虑的是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是否 合规 ，甚至认为一些属于风险因素的事情，也会当作 合规 事情来处理，以避免承担责任。
这种转变，民营企业在进行企业经营的过程中自然会感觉到举步艰难，特别是需要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的事情。而我国本身又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过来的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地方政府管理的事务又比较多，这就导致企业在很多方面需要与政府打交道。
3. 在反腐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部分民营企业被 拔出萝卜带出泥 的追索原罪。
在过去，在政府官员的 关心 下，企业实现了快速的做大做强，这些做大做强的企业自然会感恩地方政府领导，这种感恩不仅体现在精神方面，还会体现在物质方面。随着十八大之后反腐的深入，一些曾经收受企业 好处 的政府官员陆续被调查， 拔出萝卜带出泥 ，那些曾经 行贿 的企业家自然也会被调查。
假若是国有企业的领导，假若接受调查，政府可以另外派一个接任就是，并不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较大影响。但民营企业不一样，民营企业的企业主绝大多数都是企业的创业者，从产品的设计、生产到销售，都是企业主一手打造，一旦企业主被调查，企业的经营活动必然会受到严峻的挑战。
过去地方政府强势的时候，为了追求GDP规模，在土地开发方面是先做起来，然后再与国土部门协调，有的项目到最后也没有得到国土部门的合规确认。当时一些民营企业在参与开发的过程中，由于相信地方政府，对合规性的要求也就忽略。
现在全国开始对这种不合规现象开始集中治理整顿，很多涉及其中的民营企业必然会受到冲击。
在过去，由于治理的不规范，很多时候各地方政府出台各自的政策，取代国家的统一政策，例如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地方政府对他们的环保、社保服务、税收等，都依照地方政策执行。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给民营企业还会 关照 ，因此，不规范属于常态。现在国家开始治理整顿，一些地方政府出于 免责 的原因，对待过去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民营企业采用简单粗暴的处理，甚至直接关停。
4. 民营企业在过去经济向好的时候扩张过猛，抗风险能力弱。
在经济向好的时候，一些民营企业为了追求更多的收益，不断的提升企业的杠杆。例如，2013年之后，很多上市公司的股东，就不断的通过股权质押来加杠杆投资。在经济向好的时候，这种加杠杆自然会获取到更多的收益。但一旦经济出现低迷，企业盈利出现下降，高杠杆所带来的流动性压力便随之显现。
由于国有企业考核体系，是很多国有企业更多偏向稳健经营，杠杆率不高（例如国有上市公司就很少有国有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融资），经济下滑的时候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高一些。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出现流动性压力的时候，地方政府出于保企业、保就业的目的，对自己的 亲儿子 自然会协调金融机构，以缓解流动性紧张所带来的破产。由于有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金融机构也就会选择与企业 共度时难 。
但民营企业就不一样，一旦企业盈利出现下降，高杠杆带来流动性的紧张，金融机构首先想到的是资金的安全性，便会从这些高杠杆企业逃离，从而加剧企业的流动性紧张。
从这四个方面可以看出，目前民营企业的困境，主要是过去顺周期下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在经济下降的过程中，矛盾便集中显现出来。
如何化解民营企业的当前困境？
一些民营企业由于自身治理和经营原因，出现经营困难，在经济下行周期下，估计是很难度过此次难关。 干了坏事，总得付出代价 。但现在民营企业普遍出现困境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从已有的制度安排寻找原因，需要思考如何化解民营企业的当前困境。
要解决民营企业的困境，信心当然最为重要。目前决策当局都在反复强调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坚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给民营企业不断增强信心。但现在光有信心并不能使民营企业度过困境，还需要有 实弹 支持。
1. 强制要求银行的民营企业信贷比例。
银行出于安全性的考虑进行风险防范本无可厚非。但关键问题是我国目前的银行牌照并没有完全放开，而且国家为保护银行对存款利率并没有实行市场化。所以，尽管目前各省市都成立了商业银行，但都是政府保护下的垄断发展，竞争非常有限。所以我们看到的银行利润更多地是垄断利润。垄断利润有时候都可以做到与经济发展周期不同步。
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速逐步回落，企业经营也逐步艰难。但我们的银行利润却出现逆势上升，就上市银行的数据来看，银行净利润占A股上市公司整体净利率的比重，逐渐由2007年一季度的31%上升至2016年一季度的54%，银行净利润年均增速在20%以上。
按正常的逻辑，经济景气的时候，银行跟随经济景气利润周期上行。与此同时，经济出现低迷的时候，商业银行不良率的上升也就属于正常现象，关键看风控管理水平是否把不良率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但假若商业银行更多的是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信贷业务，由于有政府的隐性担保，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不良率很难真实反映，所以银行的风控管理水平并不能真实的反应出来。与此同时，200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稳中趋降更多是政府逆周期政策的调节，银行更多的信贷资金从民营企业撤出之后都转移往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而且还逆势扩张，所以出现了经济下行过程中，银行不仅没出现不良率的大幅上升，相反，银行利润还出现逆周期攀升。
既然这些利润是垄断给予的，在民营企业和经济发展都遇到困境的时候，这部分利润是可以反哺给经济发展的。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强制性的要求所有商业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的比例不能低于该行总贷款的一定比例，例如30%或35%等。这样不管是经济向好的时候，还是经济出现相对低迷的时候，都能保证银行的部分信贷会稳定的流向民营经济。而且这样的条件下考核银行，更能反映银行风控管理的真实水平。
2. 建立新的激励兼容机制。
既然过去激励兼容机制已经不适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我们在打破过去的激励兼容机制之后，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激励兼容机制，这个机制需要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领导和民营企业的利益绑定在一起，或者各自互不关联。对于前者，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制定一套新的官员选拔机制，以实现三者的激励兼容。对于后者那就是建立 小政府 。
假若没有一个激励兼容的机制，那么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必然是拍上一级领导的 马屁 和从 免责 出发来处理行政事务。持续下去必然会恶化企业的经营环境和恶化政商关系。
3. 在治理整顿的时候，给民营企业留缓冲时间，避免瞬时关停。
在国家走向规范治理的阶段，民营企业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冲击，这些冲击可能来自于环保的要求，也可能来自于国土资源规范的要求，也可能来自于税务的要求，或者来自于社会保障服务的要求等。
不管来自于哪一个方面的要求，地方政府在执行的时候，都尽量留出一些柔性的空间，让民营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去化解这些冲击，尽量减少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潘向东为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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