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下午，一场主题为“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的学者对话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讲堂举行，本次活动的主持人是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方维规，对话嘉宾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欧立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汪荣祖和英国剑桥大学考古与人类学教授乌额宝力格。近年来，“何谓中国”的话题在知识界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讨论。葛兆光一直主张“从周边看中国”；欧立德、汪荣祖就“新清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发表的一些观点在学界和公共领域都颇受关注；而宝力格作为一位蒙古族学者，出生在中国，又在国外执教多年，对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也有些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四位学者坐在一起谈论这样一个话题，本身就引人注目，会场聚集了近五百名听众，而且活动中四位学者积极参与讨论，互动频繁，原本为时四个小时的对话延长至近五个小时。
这场对话由葛兆光、欧立德先做主题发言，再由汪荣祖、宝力格进行评论，最后是回应和交流时间。
葛兆光：为什么要讨论中国
活动现场葛兆光在发言
在主题演讲环节，葛兆光教授首先谈的是“中国”何以成为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背后反映了一种焦虑。“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的讨论出现在中国的三个时代北宋、晚清和当代。
葛兆光说，北宋澶渊之盟结束了两个半世纪以来的变乱。从唐代到宋代，有五个问题成了当时关心的大问题，一是胡汉，一是南北，一是君臣，一是文武，一是儒佛，这反映了重建中国秩序的焦虑。彼时的中国已经不是汉唐时代笼罩天下的大中国，它的周边出现了危机，中国成为在契丹、西夏、大理、安南等包围下的一个缩小的国家。晚清中国面临新的国际环境，国家再次面临危机，于是“中国”又成了被讨论的话题。康有为、梁启超与章太炎、孙中山等人对“什么是中国的问题”有不同的意见，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抗战中，傅斯年、顾颉刚、蒋介石等人又谈此问题，顾颉刚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蒋介石写了《中国之命运》。而当下讨论中国自然与这个时代中国迅速发展的态势，以及相应地在国际环境中产生的一些麻烦有关，比如90年代以来的高句丽问题，比如新疆、西藏、南海等问题。中国的现实促使中国的学界开始反思，历史学者思考的是，这个问题的来源是什么，是什么让中国变成现在的模样。于是，葛兆光提出了“从周边看中国”的想法。谈论“周边”，就是要关注以往被忽略的边缘，那么就涉及“内”“外”的问题。
葛兆光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内”和“外”，谈不断变化和移动的边疆。秦汉时期基本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大致范围，而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又在此基础上有所伸缩。葛兆光认为，地理学家没有理由拿空间最大的时代当作中国的疆域，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历史上出现过人名、事件等，都写在中国的历史上。秦汉以来，中国始终存在一个核心区域，有一个核心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始终延续，这种存在的基础主要依赖于制度、文化和社会三个因素。但另一方面，这个核心区域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还是五方杂糅的，有胡人不断南下被汉化，汉人不断被胡化，还有西南地区的汉化、夷化，这是一个互相交融的过程。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提出内和外的问题，是要回应什么？为什么特别强调内和外的变化？葛兆光认为这是有意识地在回应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争论。曾经两种不同观点，其中居于主流的是，从抗战以后到谭其骧、白寿彝的观点，即在中国版图上的所有的历史都是中国史，就是以现代中国的空间回溯历史中国。这种做法从政治、文化背景上看，有其可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它存在一些的问题。首先，所谓“多元一体”，是现代不是历史，“多元”是现实，“一体”还在建设中。其次，如此一来，中国历史容易写成百川归海的历史，这使周边各国对此产生争议。再者，民族史如何书写，如何看待历史上中央王朝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它是“内”还是“外”？这都是需要再思考的问题。
欧立德：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
在这次演讲中，欧立德教授特别从概念考古考察了“帝国”的概念。19世纪末以前，中国人的词汇中没有“帝国”，那么这个概念是如何被运用在20世纪前中国的讨论中的，是否可以用这个词来讨论古代中国，“帝国”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语境中意味着什么。这是他思考的问题。
欧立德说，中国被认为是帝国经历了三次话语转移，前两次发生在15世纪和17世纪，第三次就发生在21世纪。关于前两次话语转移，他曾在《读书》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对此进行过说明。而最近一次将中国与“帝国”相联系就发生在当代。检索近百年来中国话语中“帝国”词汇，在20世纪之初，几乎全部是以“帝国主义”这一词汇形式出现的，但是在近20年的出版物等话语环境中，用“帝国”来说中国历史，说元明清时期的中国越来越多。而从西方历史来看，近年研究新帝国史的趋势也愈发凸显，学者对帝国的兴趣越来越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向，欧立德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苏联的解体，二是美国在阿富汗等地发起的战争。以往，人们认为帝国的历史是属于过去的，但事实上发现，帝国并不只存在于过去。
而且，帝国研究的转向，也使学者认识到研究帝国的必要性。比如，在英国的历史中，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历史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些历史经验并非生发于英国本土，而是来自帝国经验。以往谈及帝国，更多关注的可能是政治、经济方面，但新帝国史学者更感兴趣的，是主权、文化、法律、文学等，希望由此理解帝国内部的思想和结构，进一步了解，帝国消失之后，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现代国家的。欧立德认为，对研究中国历史来说，帝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帝国形态背后的相似性，对思考不同族群的政治组织的人来说非常有用，以往对帝国的思考大部分集中在欧洲，一部分注意力也会放在亚洲、非洲等地，但新帝国史呈现的是全球化，是全球史，我觉得在这个历史中应该有中国的位置。”
宝力格、汪荣祖的评议
评议环节欧立德在回应
在评议环节，人类学者宝力格从自身经验出发，与听众分享了他对“内”、“外”的感知。历史上，蒙古曾是中国的“外”，而后入主中原成了中国的“内”，再后，蒙古自身又分化为外蒙古、内蒙古，而就其个人而言，宝力格生长在内蒙，而又在国外执教几十年，他说，自己就是游动边界的化身。相较于葛兆光提出的“内”、“外”，宝力格认为自己所感受到的“内”，其中更有一种“中间地带”的味道，既有吸引力，又有张力。
因为汪荣祖曾就“新清史”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此番，他的发言颇受听众关注。汪荣祖说，虽神交已久，但这还是他与欧立德的第一次见面。谈到本次对话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中国”，汪荣祖谈了些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现代学者研究中国，从梁启超开始超过一百年了，而在美国，从费正清教授研究中国算起，也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从康、梁开始的现代学者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视之为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