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9年，“世界诗词大会”中的最后一道题目亮出，“根据下图，请说出苏轼的一首诗。”
我心想，这不是十几年前的一部电影《降临》(Villeneuve, 2016)里的外星来客“七肢桶”的环状句子吗？这样的结构如果和中文的一类诗相关，那应该是回文诗。
“答案应该是苏轼的《赏花归去》！”
回文诗，除了可以正着读，反着读，有些还可以转着读，比如连环诗，苏东坡的《赏花归去》恰恰就是具备这样结构的连环诗，和《降临》里外星人写出的非线性的环状句子同构，据说这是苏东坡酒醉之后的即兴之作。
一种读法如下：
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
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
另外也可以读作：
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
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
我醒了，原来是在做梦，现在是2017年初，刚才的情景不过是梦里闪过的十年后的一个画面。这个时候，我身边仍然在回放着巴赫《音乐的奉献》中的“螃蟹卡农”(Crab Canon)，每当我听着这个曲子入睡，梦里经常会隐约呈现自己未来的一些支离破碎的场景。这曲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既可以正着演奏，也可以逆向从后往前奏出，作为音乐这一符号体系，同样具备回文诗或者环状句子的结构：
在回文诗和“螃蟹卡农”等等的耳濡目染下，无论对于语言还是音乐，我从小就改变了线性组织符号的习惯，在时间的感知上也突破了线性理解时间流逝的思维定式，渐渐的，我变得像《降临》里的女一号一样，能不时地在睡梦里看到自己的未来。
以上故事借《降临》这个电影的题材进一步夸张的阐述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魔力。这个假说是萨丕尔和沃尔夫提出的关于语言决定思维的假设，也就是说，某种语言的使用能影响着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独特的语言能够产生独特的思维。
在电影《降临》里，女一号掌握了外星人的一种环状的非线性的言语表达形式，在适应这套表意符号体系的过程中，她对时间有了不同常人的感受与体验，所以具备了可以预见未来的能力。
暂且搁置讨论电影里外星人与地球人的语言差异，让我们先回到现实世界的地球，看看不同的人类文明体系下语言方面的差异。
耶鲁大学及密歇根大学教授尼思拜特（Richard Nisbett）在他《思维的疆域：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思考方式为何不同》一书里系统地介绍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Nisbett, 2003)。关于语言，早年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指出儿童学习名词的速度远远高于动词，后来却发现，当时所有研究的儿童样本都局限在北美，然而到了东亚，这边的孩子却不是这样的，他们学习动词和名词的速度几乎一样。
对于成年人，书中也提到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想问别人是否需要加些茶，在汉语的日常环境中，一般会问“再喝点儿”？而英语的环境里， 人们大多会问“多些茶（More tea）”？前者在一个句子里强调了作为谓语的动词“喝”，省略了作为宾语的名词“茶”，后者却强调名字，省略动词。英语里的“结婚”只有一种表达“marriage”，而汉语词汇里的“结婚”区分了不同的关系，比如“嫁”、“娶”，甚至“倒插门”。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是，汉语使用的习惯让动词更加显著，这会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倾向于关注事物之间的关系，而英语在符号资源的分配上以名词优先，在认知上我们的侧重点会是事物本身的属性。因此，这个假设认为东西方不同的语言特性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或者更高层次的认知。
比如，在思维方式方面，一个有趣的心理学实验发现儿童对事物的分类也存在着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比如，在选择把“牛”和“鸡”归为一类还是把“牛”和“草”归一类这个判断上，西方的孩子更倾向于把“牛”和“鸡”放在一起，因为“牛”和“鸡”按照事物的属性都属于动物，而东方的孩子会把“牛”和“草”放一起，因为“牛吃草”，它们会发生“吃”与“被吃”的关系。因此，东亚的孩子的确更加关注事物的关系，而西方的孩子们在认知上会把重点放在事物本身的属性上。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在东亚双语的地区做实验，比如在香港，用英语做实验会比用汉语（广东话）更容易让孩子们把“牛”和“鸡”归为一类。也就是说，英语的使用甚至让双语的孩子更倾向于西方的思维方式。
语言真的在主宰着我们的日常思维吗？即便如此，语言又是如何被决定的呢？
经济学探讨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人类或其他动物要表达和沟通复杂的事物，也需要优化语言里稀缺符号资源的分配，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洪福海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赵小健教授在他们最近的一篇关于语言差异的经济学分析与人工语言实验的论文中重新考察了语言学里的一系列问题，其中部分的研究问题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有关，此文也即将发表在Experimental Economics《实验经济学》(Hong 和 Zhao，2017)。
论文发现，人工语言的形成的确影响了人们在实验室里协调行为的焦点，但也指出，从根本上决定这个焦点差异的也许不是人工语言，而是某些更深层次的环境因素，因为语言本身也是环境的产物。环境的差别同时决定了人们沟通规则的不同和看待新事物角度的差异，尽管如此，语言是承载思维的容器，人们看待和理解事物的方式也许就是在语言的框架下渐渐形成的。
在这个实验里，受试者需要合作去沟通一系列几何图像，但是他们不允许通过自然语言进行交流，就像“通天塔”里的故事一样，但不同的是，受试者的自然语言是被实验设计者禁止使用的，而不是被“上帝”打乱的，受试者们虽然无法沟通，但是他们之间可以传递一些毫无先验意义的抽象符号。实验发现，受试者们仍然可以有效的沟通和合作，因为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摸索出一套由这些抽象符号所组成的人工语言。
另外，在实验设计的不同的环境下，自发生成的人工语言也呈现出语言差异。在有的环境里，他们需要利用有限的符号表达几何图像里各个图形元素之间的关系，而在另外的环境，他们更需要基于有限的符号表达几何图像里具体的图形元素。于是，在有的环境里，受试者之间约定俗成的“动词”代码更加丰富，而在另外的环境下，“名词”却更丰富。
在实验的最后，他们需要协调沟通一个未曾经历过的新图像，结果显示，在动词更丰富的环境里，人们更加关注这个新图像里具体图形元素之间的关系，而名词相对丰富的环境中，人们却更注意这个图像里的具体图形元素本身，而并非元素的关系。因此，这个实验结合“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发现即便是人工代码的短期使用，也能暂时影响受试者协调行为的焦点。
地球上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人，也许很早的时候就因为具体社会和自然环境的需要形成了不同的语言，而这些环境的差异一直也影响着不同文明体系下的人对事物的认识角度和理解方式。在需要区分复杂社会关系的环境里，人们会自然而然的把有限的语言符号和注意力同时都分配到了复杂的关系上。语言和思维的藤蔓交织在一起，它们强大生命力的触角永远伸向有需要的地方，并朝着这个方向一起慢慢攀爬，而在不同的环境下，我们看到的是自然生长的不同的园林景观。
在某个外星球上，那里的高等智慧也许的确需要着环状的思维角度和语言形式，而地球的环境至少在今天对于人类而言未必有着这样的需求。去学习电影《降临》里外星人的语言估计很难让我们立竿见影的能洞知未来，回过头看看中文，他们的环形句子对于我们地球人来说也许不过就是苏东坡的回文诗。
参考文献：
Hong, Fuhai and Xiaojian Zhao (2017). “The Emergence of Language Differences in Artificial Code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forthcoming.
Nisbett, Richard (2003).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New York: Free Press.
Villeneuve, Denis (Director) (2016). Arrival [Film].
本文发表于微信订阅号“经济学漫谈”（微信号：TalkEcon)，原标题为《降临来自外星的苏东坡》，头条新闻经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