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已经谈到，《燕然山铭》刻石的发现，除了校订铭文的文本之外，对学术研究最大价值，就是让我们十分清楚地知悉了两汉时期所谓“燕然山”的实际位置。这是唐代以来，历朝学者都没有弄清、也几乎无法弄清的重要历史地理问题。
模糊不清的窦宪北征
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在历史地理各个分支学科当中，相对比较薄弱。关于《燕然山铭》所铭记的窦宪北征之役，相关成果也不是很多。
很多主题相关的著述，往往回避对这一重要战役的表述。即使是作为通史性著述辅助说明的地图，例如以“郭沫若主编”的名义为同样由其担任主编的《中国史稿》配备的地图册《中国史稿地图集》（地图出版社，上册1979年出版。实际主要由陈可畏先生负责编制，李学勤、卫家雄等先生参与部分工作，据云郭沫若先生直接审定了与此问题相关的上册图稿）；还有作为大学历史教学辅助用图的地图集，如郭利民先生编制的《中国古代史地图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张传玺和杨济安两位先生编绘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1984年第二版），也都对此避而不谈。
另外有些著述，虽然有所表述，但既过于简略，也相当模糊。例如由顾颉刚先生和章巽先生编著、谭其骧先生核校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地图出版社，1955年出版），就是这样；又如，在纪庸编著的《汉代对匈奴的防御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出版）这本书中，谈到相关情况或是附图表述相关空间关系时，也是如此。
顾颉刚《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上的窦宪北征之役
纪庸《汉代对匈奴的防御战争》附《东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图》
在寥寥无几的几部着力阐释窦宪北征之役空间动态的著述当中，有一部比较重要的书籍，是台湾当局所谓“三军大学”编著的煌煌十八册本《中国历代战争史》。在这部书中，对这次战役的地理进程，做过比较具体的复原。
台湾所谓“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中的《窦宪征北匈奴之战经过图》
《中国历代战争史》出版于1972年。这部著作的长处，在于编著者能够全从现代军事的视野出发来审视古代的战争进程，因而写出很多传统书生写不出的战事样貌。与这一突出的优点相比，编著者考订史料的能力，虽然明显有所不足，但也显示出很高的文化水平。
过去清朝桐城派人士倡导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兼重，方轨并行。实则考据最为细琐，乾嘉年间虽盛行一时，然不过风气所向，世俗附庸，真心向往且愿身体力行者，本属寥寥；意欲进而与义理、词章并重，更谈何容易。时过境迁之后，考据研究即殊少有人问津。地理考据，在各项考据研究中又最显繁杂，“志行高远”者尤其不屑为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像《中国历代战争史》这样一部多卷本大书，在所涉及的具体地点上存在较多比较严重的疏失，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从另一角度看，对大漠之北的历史地理状况，过去的认识本来就很模糊，编着《中国历代战争史》的人们，也没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可供利用（台湾方面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力量过于薄弱，实力远不能与中国大陆相比）。在《中国历代战争史》出版三年之后的1975年，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始出版内部发行本。再经七年，1982年，这部图集公开全球发行。就窦宪北征之役而言，《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标绘的相关地名，尽管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深入的研究，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考辨，但比过去的认识，已更为清晰准确。
一方面，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先主席钦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谁也不敢怠慢；另一方面，当时从事这部分内容编绘的人员，应当主要是研究北方民族史的学者。由专业人士来处理如此专门的问题，自然会取得比较好的成果。当然，现在看起来也明显存在美中不足的地方，这就是燕然山，还囿于清代学者的旧说而被安置到了错误的地点。
另外，“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2007年“编著”出版了一部八开大本的《中国战争史地图集》。这部印制气派的《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从2001年开始动工，到2007年印行于世，前后持续七年。写序的张震将军，以一位老战士的身份，很诚恳地介绍说，总共有150多名军内外专家教授参与其事，诚如其《前言》所形容的那样“工程浩大”。然而，慢工不一定都能出细活儿，人多也未必一定会干成像样儿的事情。
《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上的窦宪北征图（图中“第二次出击匈奴方向”）,
令人多少有些意外、同时也十分遗憾的是，这部《中国战争史地图集》的古代战争图部分，质量实在不是很高（近现代敝人所知甚少，还更多地牵涉“政治立场”是否正确问题，好坏不敢说）。其中的《东汉对匈奴的战争》这一幅图，标绘了窦宪北征之役的行军路线和战场位置。但作者并没有很好地尊重和利用业已公开发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相比之下，甚至还不如台湾“三军大学”早就出版了的《中国历代战争史》更加合理准确（按照本书的《前言》，作者似乎也没有参考台湾方面的出版物）。因此，要想更好认识这场战役的空间动态，就只能另起炉灶，重新进行探讨。
应该衷心感谢内蒙古大学和蒙古国的历史学者，他们这次发现的《燕然山铭》，清楚无误地为我们指明了燕然山的所在，指明了究竟哪一座山峰才是汉代的燕然山，而这与过去历代学者、也包括当代海内外学者的认识，都有很大出入。在此基础上，就能够比过去更为准确地复原窦宪北征之役的地理进程了。
不过，要想更好、也更全面地说明这一地理进程，不能不适当解释一下汉廷北征军士的地域来源问题。
汉廷北征的时间问题
在东汉一方，这次出征的军队，是兵分三路，向北进发。
这三路军队，一路由主帅车骑将军窦宪和副帅征西将军、执金吾耿秉以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师子”是南匈奴左谷蠡王的名字）统领，兵出“朔方鸡鹿塞”。其余两路，一路由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统领，乃“出满夷谷”；另一路由汉度辽将军邓鸿和南匈奴左贤王安国统领，系“出阳塞”（《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卷二三《窦宪传》，卷八九《南匈奴传》）。
准确地讲，历史地理学对一个事件的研究，首先是要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轴在线同步复原历史事件演进的历程。对这场战役进行复原的工作刚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汉军出兵的时间问题，需要考辨分析。
范晔《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载录此事，记为永元元年“夏六月”；西晋人司马彪撰著的《续汉书天文志》，对此也有同样记载。可是，班固的《燕然山铭》，却是将其书作“秋七月”。中国古代用历，恒以四、五、六月为夏，七、八、九月为秋，所以这两处记载既然冠有或“夏”或“秋”的季节名称，就不会是表示月份的“六”、“七”这两个数字在文献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讹误。
那么，如何解释这样的时间差异呢？近人沈家本的解释，乃谓“此盖六月出师，七月克敌，故《铭》与《纪》异也”（沈家本《诸史琐言》卷一）。这一说法乍看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过去宋人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也是把汉军出塞的时间，排在永元元年的六月（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七），可要是仔细琢磨，却显得不够顺畅。
这是因为斟酌《燕然山铭》的文字，其开篇之“惟永元元年秋七月”云云语句，讲的还应该是出兵的时间，而不会是“克敌”之后来到燕然山下的时刻。再看窦宪在这一年的九月才率军回到五原入塞（《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卷二三《窦宪传》），从燕然山，到五原郡，顺顺当当的回朝路，再慢，也走不了那么长时间。须知这一年还多闰出了个七月，怎么算也有三个月上下的时间了，超出实际的可能太多。再说还有加官进爵的庆典等着呢，窦宪拖着一大群人马在路上磨蹭个什么劲儿，应该快马加鞭往回奔才是。
覆按《后汉书和帝纪》的记载，可见它在永元元年六月下载录的是此番对北匈奴作战的整个过程，述云：“夏六月，车骑将军窦宪出鸡鹿塞，度辽将军邓鸿出阳塞，南单于出满夷谷，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海。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北单于遣弟右温禺王奉奏贡献。”也就是说，这些史事，并不是发生于同一时间点上，囊括了这一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的全部经历。
综合考虑上述各项情况，我认为，可以把《后汉书和帝纪》记载的“夏六月”，理解为主帅窦宪出兵洛阳的时间，而《燕然山铭》铭记的才是汉军离开边塞的具体时间。这样，或许会更通畅一些。
不过，汉廷确定由窦宪统兵出征并下诏宣示这一行动的时间，比永元元年六月更早，是在这上一年亦即章和二年的十月乙亥（《后汉书》卷四《和帝纪》）。与下诏时间相比，实际出兵时间已迟至八个月之后。为什么会迟延这么长时间呢？这当中可能有很多原因，譬如其后第二年、也就是永元元年的春天，还有一批大臣上书力谏，试图阻止这次行动（《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这对朝廷的发兵时间，可能也造成一定的影响。但除此之外，出征的军队骤然之间难以调集，出征的给养也需要充分配备，为此，朝廷需要足够的准备时间，应当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的技术性原因。
汉廷为何北伐匈奴
这次北征的军队，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也可以说是一支混合组编的多方“联军”。
最先提议征伐北匈奴的，是从光武帝刘秀时期就一直依附于东汉朝廷的南匈奴单于屯屠何。屯屠何在章和二年七月提出这一动议，目的是想统一大漠南北两侧的匈奴各部，“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他自己则统率部属，“还归旧庭”，不再俯受汉廷的羁縻。尽管他在表面上说是“令汉家长无北念”，彻底灭除北方的边患，实际上却是为自己扩张势力范围（《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附宋意传》，卷八九《南匈奴传》）。
屯屠何为吞并北匈奴而上书于朝廷，时值和帝初立之际（和帝在这一年二月即位）。因皇帝年龄太小，只有十岁，于是便由他的养母窦太后临朝主政。窦太后初定北伐之议后，朝臣多持异议（《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尚书宋意特别强调若顺从南匈奴之意，将违逆以夷制夷的宗旨，从而“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附宋意传》），也就是不宜放纵南匈奴势力独大。
关于这一点，也就是汉廷的警觉，其实南匈奴单于屯屠何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满朝大臣，又不会都傻，终究会有人提出这一问题的。为减缓汉廷的疑忌，屯屠何在向窦太后请求北击并提出南匈奴的军事方案之后，特地表白说：
臣素愚浅，又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诸部严兵马，讫九月龙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这等于是说，请朝廷委派耿秉、邓鸿两人别领汉军督战，而沿边各地或调兵同行，或加强戒备，以防变故，显示其别无异心。
就在这之前不久，窦太后的亲哥哥窦宪，派刺客暗杀了和妹子私下相好的都乡侯刘畅。
汉章帝去世的时候，窦皇后大概还不到三十岁。芳华妙龄，自然需要有异性相伴。《后汉书》记载说，刘畅是一个很会讨得女性欢心的“邪僻”之人，就是不那么一本正经，缺情寡趣。章帝甫一离世，他便伺机“自通长乐宫，得幸太后”。这本来只是限止在窦太后个人私事的范围之内，而且顺自然，合天理，既无关她为人的品行，更与朝政无涉，可要是继续发展下去，超出于闺帷之外，事情就不好说了；至少窦太后的哥哥窦宪是很不放心的。原因是当时窦宪正深受窦太后倚重，“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几乎达到了“事无不从”的程度。现在，妹子枕头边儿有了贴心的人，难免会分减他的权力。于是，就痛下狠手，果断干掉了这个潜在的权力竞争者。
孰知罪案很快败露。自己对老哥儿这么信任，老哥儿却如此罔顾自己内心的情感以及身体的正常需求，窦太后当然十分恼怒。一气之下，下令把窦宪关在了内廷宫中。小妹子可不是个普普通通的风流寡妇，而是一个在文武百官面前公然称孤道寡的皇太后（窦太后和东汉很多主政的皇太后一样，临朝称“朕”）。刚找到的心上人，竟被活生生地害死，这股无名火要是尽情喷发出来，后果是明摆着的。
身陷囹圄之中，窦宪这才明白自己干了一件有多么糗的糗事。一看大事不妙，赶紧想辙，以脱身免罪。窦宪想出的自救措施，便是“自求击匈奴以赎死”。正好赶在这个时候，南匈奴单于屯屠何，也向朝廷提出了攻击北匈奴的请求（《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别以为无巧不成书，把这看成是一种纯偶然的巧合。其实偶然之中常常蕴涵着必然的道理。不过这是另一个较长的话题，姑且留待以后再说。在这里，我关心的只是窦太后的应对手法。
一家人固有一家人的基因。单论心狠手辣，这位窦太后比他的兄长本毫不逊色，自己生不了孩子还能抢来人家的孩儿作养子，最后再把和帝的生母梁贵人活活欺负死（《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上）。不过窦太后可不是像她哥哥那样头脑简单的角色。要是红颜一怒就径行泄愤，她哪里能混到今天独运乾纲的地步。
刘畅这个面首虽好，但好吃的小鲜肉并不只有他这一块，只要能维持住自己的地位，随时可以再找（不过若是由床上连带到朝上的事儿，处理不好，说不定会惹出很大麻烦。后来窦太后果然栽到了另一块小鲜肉的身上）。要紧的，还是先牢牢掌控手中的权力。
有汉开国以来，在权力的“竞技”（中国人现在通常用“游戏”来表示同样的意思，但我不喜欢，觉得还是把这个词书作“竞技”更为适宜）场上，始终存在着三股大的势力，相互较劲儿：一是皇族，二是大臣，三是外戚。其中外戚秉政，始自太祖高皇帝刘邦的皇后吕雉，至东汉尤为普遍，而要是像窦太后一样由母后临朝，则必然要柄用外戚，以辅其政。这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不然就不能如意左右朝政。
当时窦太后初临天下，一切都还在调适当中，更不能不急迫倚仗外家，所以紧锣密鼓地拔擢自家兄弟，令其“皆在亲要之地”（《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窦宪是窦太后的大哥，不管是在家里，还是朝中，也就更需要他的助力。
于是，窦太后便充分利用这个天赐的良机，诏命窦宪统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也就是按照司空的级别来给窦宪配置下属人员。这哪里还像个待罪之囚的样子，是正儿八经的远征军大元帅；甚至已经很像是天下兵马大元帅的阵势。窦太后施展这一手法的奥妙，关键在于这是一场虽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打、但却是必胜无疑的战争（其间具体的缘由，我将另行解说）。既然必胜无疑，也就可以成功地为窦太后自己、同时也给大哥解套，既消解了彼此的尴尬，又可以借用这次战功为由头，使窦宪升官晋位，进一步掌控朝政。结果，是窦宪官升大将军，窦太后且把这一职衔的地位擢至三公之上（《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一）。一举两得，政术的运作，相当老到。
另一套兵马
通天的将军，自然需要配备相应的兵力，为其增重威势。不管是对南匈奴、北匈奴，还是对大汉朝野人等，这种威势都很有必要。这样我们就看到，窦太后骤然提升了汉家军队配置的规格在南匈奴屯屠何单于提议的北方边地部队的基础上，加入了东汉王朝的核心战斗力量。
按照屯屠何单于原来提出的方案，北伐的军队，由如下三部分兵马组成。
其主体部分，是南匈奴的军队。这些内降的南匈奴人，是被安置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诸地（《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或谓之塞内缘边八郡，即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和山西北部地区，分布相对比较集中，很容易集结。因其地处北边，就在汉廷北征军后来出发的地方，也随时可以向漠北进发。
屯屠何讲的第二部分兵力，是驻扎在“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各边郡的边防兵，他提出朝廷可诏令这些边郡的太守与其“并力而北”，实际上应是指令这些太守带领当地边防部队一同出征。这些邻边之郡，其地理位置，与上述南匈奴所在的地点多有重合，大体处于同一区域，同样便于随时出征。
另外一支军队，与屯屠何点到名字的“度辽将军邓鸿”具有直接关系。《汉书》卷二《明帝纪》记此度辽将军事云：
（永平）八年春……三月，……初置度辽将军，屯五原曼柏。……冬十月……丙子，临辟雍，养三老、五更。礼毕，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着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凡徙者，赐弓弩衣粮。
屯驻“五原曼柏”的度辽将军，统管的军队，称作“度辽营”（《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这个度辽将军最初设置的时候，本系“以卫南单于众新降有二心者”，亦即监控刚刚降附的南匈奴人众，防止其别生变故。不过这些南匈奴降人“后数有不安，遂为常守”（西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一）。但镇慑这些南匈奴降者仅仅是其功用的一个方面，汉廷更深一层的用意，是“以防二虏交通”，亦即防止南匈奴与北匈奴相互联合，结为一体，从而才设置度辽营以为间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如上所述，度辽营的将领度辽将军，通常是驻守五原曼柏，但如上引《后汉书明帝纪》所见，实际配属度辽营的军士，会散处于朔方、五原等郡的“边县”，可见度辽营军兵的驻防地点，并不仅限于“五原曼柏”一地，不过其所在的“边县”也是在朔方、五原等北方边郡。这里边的道理很容易理解，即度辽营的设置，既然是为了控制南匈奴的活动，自然应该能够照顾到南匈奴的各个主要分布区域。所以，其军兵的驻防地点，会与南匈奴的居地，大体重合。这样看起来，度辽营中的军兵若是集结起来向北匈奴进发，同样也很便利。
稍微有些费解的是，屯屠何单于提到的“执金吾耿秉”，究竟会在征伐北匈奴的军中起到什么作用。
“执金吾”是朝中的高官，秩级为“中二千石”。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正部级实职，是一位重要阁员。不过按照汉家制度的规定，执金吾的身份，只是“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绕行宫外，及主兵器”，手下不过“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而已，尽管“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这种情况，应是从西汉沿袭而来，故《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上记云光武帝刘秀在西汉末年心仪南阳新野的美人阴丽华，当其初入长安时，“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可是这些军兵实际上更多地是起着一种象征性的作用，甚至犹如仪仗礼兵，是没有什么战斗力、而且也不需要其具备什么实际野战能力的。这就像现在天安门和中南海前面巡逻的武警以及国旗班的战士，谁也不会拿他当真的。因为执金吾司理的只是宫门之外的警戒事宜，皇宫大内门墙之内的事情，根本不归他管（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四并梁刘昭注引《汉官》），又《续汉书礼仪志》下）。
东汉时期掌管宫门警卫和宫中巡逻的官员是“卫尉”，而真正负责皇帝老子“宿卫侍从”的核心禁卫部队，是由虎贲中郎将统领的一千五百名军兵，而这些人又另外隶属于“光禄勋”，与执金吾没有一点儿关系（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二并梁刘昭注引蔡质《汉仪》，又《续汉书礼仪志》下。《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唐李贤注引《汉官仪》）。这支军兵的地位和作用，与当代的8341部队相仿，而虎贲中郎将这个紧要职位在章帝去世前是由窦宪担任，和帝即位后窦宪专任侍中，转而引进他的弟弟窦笃出任此职（《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都是窦氏一家人。
所以，就掌控禁军这一意义而言，在制度上，执金吾耿秉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
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演进过程。制度是死的，而制定制度的人是活的。既然在制度的设置上我们看不到执金吾领兵出师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只能是在耿秉这个人的身上。
检视耿秉过往的履历，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耿秉通晓兵法，“尤好将帅之略”，而且此前数次领兵征伐匈奴等外族，具有成功的作战经验，是一位称职的将领。
第二，耿秉一向认为东汉的边患，“专在匈奴”，故力主“以战去战”，这契合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的意向。
第三，从章帝即位起，耿秉曾连续出任度辽将军七年，熟悉度辽营的情况，而按照屯屠何的构想，度辽营应是汉廷参与此役的主要兵力。同时，度辽将军邓鸿虽然是度辽营的现任将领，但度辽将军秩二千石（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一梁刘昭注引应劭《汉官仪》），而如上所述，执金吾秩中二千石（“中二千石”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实打实的二千石”。相对而言，所谓“二千石”，意即“纸面上规定的二千石的标准”），位在度辽将军之上。而且耿秉在刚刚去世的章帝面前“甚见亲重”。尽管执金吾一职在制度规定上并不具有多大护卫皇帝的权力，但事实上章帝“每巡郡国及幸宫观，秉常领禁兵宿卫左右”，在朝中具有很大影响。由耿秉挂帅，自然会大大加重这次行动的份量。
第四，耿秉深受南匈奴信任，史称其任度辽将军七年，“匈奴怀其恩”。南匈奴对耿秉的好感和信任，在永元三年耿秉去世时表现得更为清楚。当时“匈奴闻秉卒，举国嚎哭，或至梨面流血”（《后汉书》卷一九《耿秉传》），就是一边嚎啕痛苦，一边拿刀把脸弄得血赤哗喇的，显示出耿秉深得匈奴人好感（当然这种情况也透露出其他汉官欺负这些外族人会有多么厉害）。这种情况表明，由耿秉领军，能够很好地协调指挥汉、匈两方面的军队，是一位最适宜的统帅人选。
由此看来，南匈奴屯屠何单于提出执金吾耿秉参与对北匈奴的征伐，明显是要他来担任最高统帅，而不是具体率领宫廷的禁卫部队；也就是说，耿秉参与北伐，与他手下现管的军兵毫无关系。
正因为拟议中的北伐兵力，基本上都集中在河套及其邻近的北部边防在线，很容易征发集结，所以屯屠何单于在章和二年七月提出这一计划时，以为各路兵马，“讫九月龙祠（案指匈奴在九月戊日举行的祭祀天神的活动，依照惯例，此时南匈奴将会集诸部于一地），悉集河上”，便可以举兵北上（《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不过，事实上，这是与后来实际出征的部队很不相同的另一套兵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