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5日，国际科学史研究院在法国巴黎召开理事会议，确定了2018年成员增选结果。研究院宣布了新当选的21名院士和44名通讯院士的名单。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医学史中心主任张大庆当选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本报记者走进医学部图书馆，与张大庆教授探讨了医学的前世今生。张大庆娓娓道来他多年来与医学人文学科打过的交道，并在思维碰撞中展望未来。
2017年3月，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张大庆教授（左一）与英国著名科学史家劳埃德，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在一起合影
带着问题去探索科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往往会消磨人的意志。但张大庆展现出了别样的精气神儿。当谈及工作时，他神采飞扬，全然没有做重复性工作的枯燥与厌烦，令人诧异。“我们要带着问题去阅读书籍、去做科学研究，作出自己的判断。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在谈及我国当代的医疗成就时提到国人预期寿命延长、婴幼儿死亡率下降等标志性成果。那么它们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医药在其中起到的影响又有多少？我们应该带着这样的问题去不断探索。”张大庆说，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很少发生线性因果关系的事件，往往都是复杂的、多因素的。在历史研究中找到一个突破点或者一个爆破口是兴奋又有趣的。每一个科研工作者都是如此带着问题去探索科学的。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张大庆对“科学”也有独到的理解。他认为，科学一词的广泛使用，已导致我们很少深究“科学”这个词本身的涵义了，现在人们常说某种决策是否科学，基本上等同于是否正确。然而，“科学”恰恰是不完备、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一点点逼近真理。当然，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探究一个词的意思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考据，而是去发现这个词背后历史的演变、去理解科学的发展变化历程。科学史正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去厘清这样的关系，去了解过去、解释和理解问题。学习科学史对人们更好地理解科学是不可或缺的要素。2018年10月，张大庆教授（左一）参加在世界最古老的医学院意大利萨勒诺医学院举办行的医学教育史国际会议上，接受当地电视台的采访
了解历史才能向前看
事实上，科学史研究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一路上也充满坎坷。研究途中，总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例如：科学应该向前看，历史已然成为过去时，科学史有何意义？为什么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未来科学发展的研究？
张大庆并没有被这样那样的问题击垮而放弃自己的研究。相反，他愈挫愈勇。从1988年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始，张大庆就专门从事医学史的研究，如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医学史十五讲》《医学人文学导论》等著作相继出版，在《柳叶刀》《海斯汀中心通报》《中国科技史杂志》《自然科学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张大庆有自己的看法：“在研究中，科学当然应该往前看，但是怎么看才是重点。”对同一事物，有人看到的是巍峨的高山，而有人看到的可能是光秃秃一片荒芜。我们不是凭空去看，是基于自己或者他人的经验往前看，这种经验就是历史。“事实上，没有纯粹的、不带偏见的观察，我们只能尽量去避免偏见，尽量客观反映事物本质。做药物研究等科研工作时，我们更愿意让实验结果偏向心理预期，更愿意往阳性的方向去思考，这是人性使然，但有时并不正确。人类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发现往往是阴性的，偶然因素中往往隐藏着大智慧，这是科研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张大庆说这是他研究医学史得到的经验，也是科学研究的宝藏。
但是，张大庆也表示，对于某些过于偏激的想法，我们也没必要去辩驳，只要达到大家的基本共识就可以了。只要有人愿意、有人能用好科学史去探索新的问题，那么科学史研究就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白费。
学科发展曲折而任重道远
某一学科发展过程中一定会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发展规律。科学技术一直在不断完善、不断提升，直到根本范式发生转变。在一些反常现象出现时，如果无法用我们已知的科学理论解释，这正是我们突破、创新的好时机。因而科学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直线向前，而是一直在转变方向、曲折发展。
在这条百转千回的发展之路上，我们不愿意承认科学的倒退，其变化事实上也只是人们对时代需求的改变，是人们对自然的一种新的认识。科学只能一直不断替代，变得更加包容，不断容纳新的东西。
“试图通过科学史研究预知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张大庆认为，短期预测或许有效，但长期对未来的估测是不准确的，尤其是重大事件发生时，比如抗生素的耐药性，没有人可以预料到。但科学史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也有助于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去面对将要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医学伦理是医学人文的另一盏灯
近几年，在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逐渐提升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医学伦理学。基因编辑婴儿的出世更是将医学伦理推上了风口浪尖。张大庆表示：“按照科学界的约定俗成，对于无法评估的风险，科研工作者不能随意尝试。”这已超出人们所能接受的用基因工程治病的范畴。“科学上能做的事很多，但该不该做还值得我们去考量，可以做不一定就应该做。”类似基因编辑婴儿的例子，极有可能对整个生态大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所以要非常谨慎，要做负责任的研究。所谓“科学狂人”为达到个人目的或实现个人的想法，挑战伦理，违背原则，是不可取的。张大庆教授给本科生授课
伦理看似是小问题，而一旦不遵守便有可能酿成大祸，让我们的科研努力付之一炬，造成对人类社会的伤害。因此伦理学是科学研究的准绳，是科研的一盏警示灯。
东西方对医学的观点与处理方式的异同一直是医学上的热点问题。事实上，中西医并非处于对立面，现代科学也并无东西方之分。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在人类文明建设中，东西方都有贡献。“从全球化的知识来讲，东西方有一定差异，但都是为了同一目的，即不断丰富我们总的知识，就像在期刊上大家互相交流想法、分享最新的发现，各国的贡献力可以评估，但将不同文化的研究割裂来看，是很难得到研究成果的。”因而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结二者的异同，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不同文化各有侧重点，张大庆主要研究西方医学如何引入中国以及中国的现代医学如何发展。他更加关注中国科学家的发展动向，以及我国如何接受西方的医学科学知识体系、我国科学家对人类的知识体系有何贡献等等。此外，他还关注中国传统医学在受到西方影响后发生的变化，例如生药是如何由早期只从天然药物中提取，再想办法人工合成或半合成，从而降低药物成本的。
“现在很多人抱怨为什么医学技术发展如此迅速，依然还有那么多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抱怨医患关系紧张，医疗费用太高等等。医学人文的工作就是一方面让医生认识到为什么他们自认为做得很好的时候，患者并不满意，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一般健康状况的提升，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期望值在逐步提高，由希望没病没灾到提高生命质量，得到更便捷的服务。”张大庆希望医学人文在未来可以有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实现其价值，希望医学与人文可以碰撞出更美丽的未来。
文字：北京大学校报记者 门艳晨 章子慧
编辑：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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