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中国的马可波罗
说起马可波罗，可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记得我给学生上课时，曾用PPT展示现代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告诉他们，最初把世界地图画成这样的，是个意大利人。不少同学首先想到的就是马可波罗（其实是利玛窦啦）。
马可波罗在今天中国的知名度还可以用瓷砖和面包来说明。就是马可波罗瓷砖和马哥孛罗面包（虽然翻译不同，但招牌上的英文：marco polo，正经是人马大爷大名的正字法拼写）。马可波罗和李宁、靳羽西一样，是用人名做商标的国产品牌。可见他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影响力了（不信你换个托马斯阿奎那试试）。
除了瓷砖和面包，CBA还有一支名为深圳马可波罗的球队。马可波罗估计怎么也想不到，他死后几百年还能为中国人民赚钱，可算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了。
马可波罗在中国之所以有名，不仅因为他曾在中国生活了17年，还因为他回到欧洲后口述了一本《马可波罗行纪》，替中国人扬我国威。在那之后很久欧洲人以为中国是人间天堂，遍地黄金。此书是16世纪耶稣会士东来之前，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目。哥伦布在他发现美洲的航程中，就随身带着一本写满了批注的《马可波罗行纪》。
马可波罗是牛皮大王？
然而，就是这本《马可波罗行纪》，在问世之初，其真实性就遭到过怀疑。只因马可在叙述他的东方故事时，经常出现“百万”这个口头禅：城市里百万的人口，百万的房舍，百万的马匹等等。于是当时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百万先生”，显然是在讽刺他的话言过其实，夸张虚浮。
如果“百万先生”还只是对马可波罗表达方式的不屑和狐疑的街谈巷议的话，那么，到了1960年代，对马可波罗故事真实性的质疑就进入了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德国著名的蒙古史学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在他的一篇论文《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Sino-Western Contacts under the Mongol Empi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6. 1966. Hong Kong, pp. 49-72）中，讨论了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真实性问题。他猜想马可波罗很可能没到过中国，他书中关于中国的描写或许是从当日流行于穆斯林世界的某本旅行手册中抄来的。
傅海波的论文如同拔掉了一个塞子，此后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怀疑逐渐喷涌出来。差不多30年后，这些怀疑的论点由另一位也可算是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英国女士集大成地反映在199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即大英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吴芳思（Frances Wood）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此书1997年被译成汉文，在中国出版。
吴芳思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1997年被译成中文，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吴芳思此书一出，立刻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元史名宿，对论证马可波罗来华史事曾做出突出贡献的杨志玖先生连续撰文批驳她的观点。杨先生的文章此后集结成书：《马可波罗在中国》，于1999年出版。
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疑马派”的四大理由
第一大理由：文献无征
马可波罗的事迹除了他本人的书之外，在元代的汉文、蒙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其他任何文字史料文献中都没有记载。
第二大理由：有悖史实
马可波罗所述的情节中，有些明显与史实不符。比如他说自己参加了元军攻打南宋襄阳城之役，并为蒙古军队制造了攻城用的回回。然而襄阳之战在马可波罗来华之前早已结束。至于回回的真正制造者则是来自波斯的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
二人造破城之事载于《元史》，彰彰甚明：
亦思马因，善造，至元八年与阿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
压根儿没马可波罗什么事。
回回（又名襄阳），其实是一种巨型投石机（所以其字从“石”不从“火”），抛射巨大的石弹（见右上图）。看过《圣女贞德》（米拉乔沃维奇版）之类的中世纪欧洲战争电影，或者玩过《帝国时代2》的人对此一定不会陌生。
第三大理由：漏载之疑
马可波罗宣称自己在中国生活了17年，但他的游记里居然没提到很多在古代乃至现代中国都可称得上是中国特色的事物，比如：汉字、长城、茶、筷子，呃……还有女人的小脚。
第四大理由：版本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版本的《马可波罗行纪》不但篇幅庞大，而且彼此之间在内容上也有不小的差异。说明该书在流传过程中，不同的传抄者不断地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写，并往里面添加自己的私货。很多今天被我们用来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细节可能在最原始的版本里面是不存在的。
那么《马可波罗行纪》的原始版本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可惜这个原始版本就像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的内容一样，失传了。
“挺马派”的辩解
关于文献无征的问题。曾为《马可波罗行纪》做注的英国学者亨利裕儿引用德国著名科学家洪堡（Humboldt）的话说：“在西班牙巴塞罗纳市的档案里没有哥伦布胜利进入该城的记载，在马可波罗书中没有提及中国的长城；在葡萄牙的档案里没有阿美利加奉皇命航行海外的记载，而这三者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转引自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文献没有记载，并不能证明这个人物不存在，或者这件事没发生过。我们今天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发明了火药，但不代表发明火药的人不存在。
至于马可波罗的故事中那些夸大失实的地方，要么是他记忆有误，要么是他自我吹嘘。这两个问题，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一些吧。尤其是马可波罗讲他的故事时正在热那亚吃牢饭。人倒霉的时候，回忆自己以前的好日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添油加醋，也是情有可原。
“疑马派”的第三大理由也好解释。他们犯了“以今律古”的毛病。元朝皇帝大多连汉语都说不利索。因此，元初上层社会最重要的交际语言不是汉语。有证据表明马可波罗当年在中国接触最多的既不是汉人，也不是蒙古人，而是被称为“色目人”的来自中亚的移民。
河北正定在元朝称为“真定”，蒙古语将这座城市称作Chaghan Baliq，意为“白城子”。但马可波罗书中则称作：Aq Balaghasun，即突厥语的“白城子”。再如，马可波罗称云南的一些土著为zar dandan，意为“金色的牙齿”，显然就是指自唐至明被称作“金齿”的傣族先民。而zar dandan则是一个波斯语词汇（参姚大力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收于氏著《读史的智慧》，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页99）。像马可波罗这样成天和蒙古人、色目人混在一起，对汉字以及汉文化中的一些特色不敏感也就不奇怪了。
以前在微信上看过一篇文章说，为什么老外喜欢在身上纹汉字，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汉字更像一种图形而不是文字。也许马可波罗看到汉字也是这么想的。
今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都会被巍峨雄壮、绵延万里的长城惊到。但这是明朝才建起来的。此前的长城多是用黄土层层夯筑而成。马可波罗到中国时，最多只能看到一些形似土堆的前代长城遗址，会震惊莫名那才有鬼呢。
秦长城遗址。如果我们穿越回13世纪，看到这样的东西，恐怕也想不到这就是当年孟姜女哭倒的长城吧。
至于茶叶，在今天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但元代蒙古人还未普遍养成饮茶的习惯（这点黄时鉴教授《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一文有精密细致的考论）。考虑到上文提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社交圈子，饮茶一事还不足以引起他的关注。
缠足之事也一样，吴芳思书中说缠足在宋代的上层妇女中流行，但蒙古人和后来统治中国的满族人从未接受这一习俗（吴芳思前揭书，页96-97）。因此，马可波罗日常接触的妇女可能都是不缠足的。而马可波罗没提到这种必定会令外来人深感怪异的习俗，或许反过来可以证明当时缠足的风气尚未普及（姚大力前揭文，页99）。
最后的版本问题，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马可波罗行纪》较之原始版本的内容有所增加，那么它们仍应是辗转源自蒙元时代游历过中国的那些不知名的外国旅行家们（同上，页100）。关于此点的意义，容后再述。
“挺马派”的铁证
马可波罗书中对很多中国事物的细节描述得极其具体、准确。这不是靠口耳传闻，或是翻几本旅行手册可以做到的。
最铁的证据大概可算是杨志玖先生发表于抗战时期的《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重庆，1941年12月）一文中提出的。杨先生在《永乐大典》所引元朝《经世大典站赤》中找到护送元朝的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的三位波斯使臣的名字：兀鲁、阿必失呵、火者。
此事在马可波罗书中也有记载，马可正是借公主出嫁之机，坐顺风船回国的。
在他的书中，护送公主的三位使臣的名字是：Oulatai、Apuscah、Coja。
两份使者名单的发音完全可以对应。毫无疑问，这是两种互相独立的史料对同一件事、同一批人的的记载。
还可补充的一点是，马可波罗说三位使者最后只有火者（Coja）活着。而拉施特的《史集》记载护送阔阔真公主前来完婚的使者时，也只提到火者一人的名字（参拉施特《史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6，页261-162）。
如果不是亲历其事，马可波罗怎么可能知道那三个使臣的名字，还言之凿凿地说其中两人死于旅途之中？
推测不能推翻成说，更不能立说
当然“疑马派”会说，这是《马可波罗行纪》在传抄的过程中添加进去的内容。但问题是，波斯语史料《史集》中只提到了火者一人的名字。而在马可波罗之后来华的欧洲人居然会去读《经世大典》，并将其中的内容抄进马可波罗的书里，这种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吧。要证明这一点，需要确凿的证据。
最初质疑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傅海波也说：“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
尽管“疑马派”推测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种种精确描述是来自某本旅行手册。但他们迄今未能找到马可波罗据以“创作”自己故事的那本旅行手册。
与此恰可成为对照的，是1997年英国学者大卫赛尔本宣称他发现了一部比马可波罗更早来到中国的犹太人雅各的游记的手稿。赛尔本将之翻译成英文并命名为《光明之城》（1999年，该书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书经专家鉴定是一本伪书。其中一条证据就是书中雅各对中国城市里的长老会议发表的一段演讲，居然和赛尔本自己的书《责任原理》中的内容一样。
对此，赛尔本解释说，是他参考了雅各的“思想材料”。但他在1994年出版的《责任与原理》中对雅各只字未提（详情可参吴芳思著，姚大力译：《<光明之城>订疑录》,收入姚大力前揭书，页116-117）。
伪书《光明之城》。读者诸君如果在旧书摊上看到，“呵呵”而过可矣。
对于重举证的历史学研究来说，推测是不能立说，更不能以此推翻成说的。你说他抄，得像证明《光明之城》是伪书那样，指出他抄的是哪本书才行啊。
然而，“历史没有真相”
前文说吴芳思女士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她于1970年代在北京大学留学，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北大的荣新江先生提到她任职大英图书馆时曾给许多中国人提供了无偿的帮助。中山大学的林悟殊教授也说她简直就是“活雷锋”。
吴女士撰写此书，并非是要抹黑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友好使者，而是理性、客观的学术探讨。杨志玖先生与她的PK也是“君子和而不同”的论道之争。
2008年南开大学召开“马可波罗研究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杨先生还邀请吴芳思与会，双方的讨论纯粹是学术层面的，没有任何义气之争。
吴、杨二位所争者，是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问题。对于厘清史实而言，自有其学术价值。
如果把视角放宽，看一看13世纪东西交流的宏大图景，除了《马可波罗行纪》，今天还留存了大量蒙元王朝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记录。比如早于马可波罗20多年来到东方的鲁布鲁克就发现，在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有一大批来自法国、英国、希腊、匈牙利等国的男男女女。
上文谈《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问题时也说过，书中的一些内容可能来自蒙元时代游历中国，但未在历史上留名的“牛可波罗”、“羊可波罗”、“喵可波罗”们的记录。
所以，少了一个马可波罗，丝毫无损于这幅图景的完整，而那个男人是不是叫马可波罗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目前正在网络热播的马未都先生的脱口秀《都嘟》的一句广告词：“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
《都嘟》第103、104两期，马爷就在解说这句广告词的背后的道理。
此话颇有见地，历史的真相的确难以100%地还原。有时故事的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故事，以及故事想要传达的道理。马可波罗的故事也是如此。
今天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争论还在持续。但我们从他的故事中可以知道，只有在一种开放、宽容的心态下，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元代中国，扬州、杭州、泉州等才会因繁荣的中外交通和贸易成为远超当日巴黎的国际大都市。
马可波罗的故事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则是，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一大批前来中国的旅行者用他们的眼睛、嘴巴和笔描绘了一幅13世纪从宫廷到草野的中国画卷，其中有些笔触会改变，甚至颠覆我们以往对历史的认知（比如饮茶和缠足）。
这种由“他者的眼光”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片段，也许才是中国历史上某个层面的真实。而葛兆光先生提出的“从周边发现中国”，也正是以“他者的眼光”作为认识历史与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