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分子”是我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对现有体制下的“知识分子”的统称，李银河算是这群人里少有的异类。
李银河很柔弱，从她研究的性学问题来看，应该称她为社会学家才对。但是，她却更像是一位有德高僧，屡屡用她缜密的思维，点化着大陆文人们的集体“失语症”和“臆语症”；用她的如椽巨笔，敲打着大陆这一群“真流氓、假道学”骚客们的脑门子。
太原中院11月22日依法对轰动全国的“华人第一成人社区”、“情色六月天”特大淫秽色情网站案一审公开宣判，主犯被告人陈辉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十万元。李银河马上站出来质疑了：
第一，中国还没有完全走出性的中世纪。现在世界上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没有淫秽品法，而中国仍保留这一法律，并且继续执行。
第二，淫秽品法与宪法中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条文有矛盾过去，在西方曾经发生的关于废立淫秽品法的论争中，主立一派是站在女权角度（指淫秽品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注意：并不是站在道德立场）；主废一派的主要依据就是言论自由权（指淫秽品仅是言论而不是行动）我们应当或者取消言论自由权，或者取消淫秽品法，不可让相互对立的法律并存。
第三，淫秽品法并没有彻底执行，因此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淫秽品在中国目前已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再对少数当事人实施刑法（有一百人在做同样的事，只有一个人被法律追究），有违法律的公平。
第四，我们应当思考为什么现代国家都没设淫秽品法，原因之一是：这个法律是一个有阶级偏见的法律。因为淫秽品的消费者大多是社会底层的民众，虽然上流社会不屑于观看，但是广大底层群众有这种消费需求，如果按照上流社会的价值和审美观制定法律，那么法律就有可能带有阶级的偏见。
够了。这就足够了。我们的确没有能力混入这个“上流”的社会，用金钱和权利去调动小姐不，“艺术家们”的“鸡急性”，好好为“人民”全方位做一整套服务。正象李银河女士说的，陈辉的这些淫秽品只是为我们准备的，为那些娶不到老婆又找不起小姐的农民工们准备的。他们看了，有罪；你们做了，无罪。做的人去给看的人带铐子、上镣子。任何苍白的解释，都不如老李这几句话来的及时中肯：绝不可让相互对立的法律并存。和言论自由权相比，去狗屁淫秽品。李银河之所以是李银河，知道分子之所以“知道”，那意思就是，换了你我，你就说不了这样专业的话，找不准这个问题的根。你知道世界上的现代社会里，只有中国保留了这条独特的“淫秽品法”并继续执行这一点么？你知道西方曾经发生过的关于废立淫秽品法的悖论么？你知道“杀一儆百”“法不责众”这句古语有违现代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理么？一百个人杀了人，只应用法律去崭杀其中的一个，这是违法的；一百个人在贩黄，只去处理一个，这是违法的。如果知道这些，那我们就真的有些快成为李银河这样的“明白”人了。
“可以做，但是不能看、不能说，这也算中国法律的神奇之一了。”、“炮房、小姐遍地都是，传播个色情图片就无期，真是天理难容！”
构成陈辉无期徒刑的主要罪名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即使这样，也有专家说“这个罪名对于中国的司法现实而言是很新的罪名。”因为，自1996年中国新的《刑法》加入该罪名以来，虽然规模、数量比较大，还非常少很少被具体操作使用。太原中院对陈辉的判决基本上达到了“惩罚极限”。你看过毛片么？上过黄网么？读没读过《金瓶梅》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估计你二十年前就干过这事，二十年后估计还想干，因为我打赌你绝不是圣人，也混不到“上流”顶多混个“中流”、要么“下流”。你可能不知道你已经开始违犯中国的新《刑法》了，你敢说不是因为你，才让陈辉这样的人把牢底坐穿了么？为什么不来追究你的观邪宣淫、助纣为孽的罪恶呢？对那些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们，我劝他们莫要做生活在赫德莱堡里的“好人”，我敢说，一小口袋金币就会让他们原形毕露。
李银河说，中国是到了认真反省淫秽品法的时候了。其实，中国是到了认真反省如何将法律体制与世界通行法则接规的时候了。其实，中国是到了认真反省如何将专制体制与世界崇尚自由民主的普遍价值沟通融合的时候了。虽然一百年我们就欢呼过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只是徘徊在中国的大门外，从来都不肯被中国人真正请进门来，品品“龙井”和“云雾”。为什么李博士到目前为止还被我归为“知道分子”而不痛痛快快的归纳为“知识分子”呢？因为真的猛士，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毅然前行而奋勇不顾的，这样的巨擘，英国的牛顿，法国的卢梭、伏尔泰、盂德斯鸠，德国的康德、尼采，苏联的索尔仁尼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美国的华盛顿、杰弗逊、林肯。中世纪的哥白尼、布鲁诺，远古的孔夫子、孟先生，还有今天的周树人、范长江、林白水、邵飘萍，甚至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时代“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大公报》人，有这些标杆的存在，我们哪里敢配称“知识分子”？
中国人不乏“五四”的精神，可是，这个时代最需要我们以身饲虎、普度众生之时，我们都却将自我掩蔽蛰伏起来，做陈胜、吴广 之振臂一呼之不得，做甘地、陈寅恪之非暴力不合作亦不能。叶利钦曾说过，“我们所有苏联的国民都应对我们苏联帝国所犯下的罪行负责”，这就是对我们的一种警示。有朝一日，同样用这样的话来拷问我们，谁又敢说他曾经是一名合格的中国人？“多数人之所以长久被少数人欺凌，并非只是这少数人的坏，更多的原因是多数人对这些欺凌行为的默许与纵恿！”中国的原罪，哪一桩又逃避得了我们的干系？真有些“有脸活世上，无颜对后人”。
不过我还是特别同情自我。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涉黄都可以捞一个无期；弄支仿枪，也可能会判你个死刑。坐在家里看毛片有可能导致你精神失常，走在大街上不带身份证，则担心会要了自己的性命。让你不敢做柏杨，也不能做李敖，要做只能做遇罗克、张志新。即便是魏京生、方励之、苏晓康，也不是随随便便那个人就能当上的。因为我们不止是生活在性的中世纪，我们本就是生活在社会体制的中世纪，这里的一切都像是被一种勃起的力量强塞进了避孕套，不知道有天赋人权的快乐，拒绝着世外一切“爱资”和“美毒”！（文/ 四类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