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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交媒体改变的世界政治
来源:互联网   发布日期:2018-11-19   浏览:719次  

导读: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马立明(评论员、政治学博士)。 一 随着极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起,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变得家喻户晓。这句话同时可以改写为:“随着高兰德的崛起,德国选择党变得家喻户晓。”这 ......

被社交媒体改变的世界政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马立明(评论员、政治学博士)。

随着极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起,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变得家喻户晓。这句话同时可以改写为:“随着高兰德的崛起,德国选择党变得家喻户晓。”这一人一党相互成全,一个成为全德国最受争议的“政治网红”,一个成为在大选中高歌猛进的新兴政党。心灰意冷的默克尔提出即将在任期结束后退出政治舞台,而德国选择党与高兰德则将功劳归于名下,认为是他们的持续批评,让以默克尔为首的建制派力量丧失了斗志。

高兰德,看上去文质彬彬、书卷气十足,但实际上缺乏修养,言辞粗鄙,同时带有种族主义倾向。他曾指德国族群融合专员厄兹古茨(Aydan Uzoguz)应该被“掷返”其父母的家乡土耳其。后来他又公开表示,不想与德国球星、本身是黑人的博阿藤成为邻居。高兰德的言论还包括,声称为“二战的德国士兵感到自豪”、“如有需要应该开枪阻止移民非法入境德国”等。作为资深媒体人的高兰德,在脸书上拥有数十万粉丝。而德国选择党的社交媒体,粉丝点赞数量比基民盟和社民党两个主流大党相加的总和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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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Gauland

这意味着欧洲民粹主义政客大名单中又多了一人,还可能是关键的一人。有评论将法国的玛丽勒庞、意大利的格里洛、英国的科尔宾和西班牙的伊戈来西亚斯戏称为“四大恶人”,但显然民粹主义政客阵营可以拉得更长:奥地利的库尔茨、希腊的齐普拉斯、荷兰的威尔德斯等。而社交媒体则成为了他们产生大逆转的根本原因:此前这些极端主义政党一直处于边缘位置,他们的文章不可能被传统媒体公开发表,但是社交媒体则为他们创建了一条通道:他们得以以张狂的方式直接面对受众。

他们的共同点:1. 网络上拥有众多粉丝,一天发送多条提送;2. 采用反建制的姿态,有时甚至发表极端主义言论,坚持民粹主义路线;3. 精心打造网络抗争形象,对建制派进行猛烈的攻势,煽动舆论的不满情绪。

当前,人们只注意到他种族主义、反移民的一面,事实上,他们的民粹色彩远远不止如此:他们感触公共情绪,树立假想敌以煽动民众恐慌,借以反对“他者”;他们总以集体利益为由,高呼“make XXX great again”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口号,对于个体进行排挤;他们总是以大多数(例如99%)自居,开始反精英、反全球化话语策略。这种话语策略在互联网世界中对撼西方精英所秉持的普世价值“政治正确”,成为某种带有抗争性的解构话语, 并引发了网络上的集体围观。其中不少围观者,逐渐被洗脑、被征服,从而变成了言说者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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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打造了一个话语的草野世界。根据统计,全世界社交媒体的用户已经达到40亿,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人口,而且还将有10亿、20亿的用户正在门外,等待进场。这数十亿用户,都将成为整个互联网世界的话语生产者。这意味着,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观点市场已经不是被少数精英群体独占,而变成草根民众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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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建构的世界中。温伯格说,世界是“太大而无法得知的”(too big to know),而我们有限的地球知识,来自于传统媒体话语生产者的建构:话语、符号、图像的组合序列。

尽管这些建构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尤其是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到他们接近真相的努力。传统媒体除了担任内容生产者之外,一个秘而不宣的事实是,他们还是内容的审核者、把关人。他们只用自己认为合适的内容进行建构,而那些被认为不合适的,将不可能被印刷出来。正如德国极右翼政党的很多内容,都无法获得公开发表的机会。

但到了草野时代,这种知识建构的权威性被打破,草根网友都开始试图建构自己的世界体系,原有的被建构的世界出现了崩塌,多个重新被建构的新世界体系正在出现。至于真相与否,从来不是这些新系统所关心的内容(这是后真相时代最令我们沮丧的部分)。

那些危险的、有激进色彩或种族主义的、具备攻击性、排他性、唯一性的,都将粉墨登场,有些成为观点市场中的重要力量。“互联网是现实的镜像”,那些在现实主流生活中不被认可的形象、符号、举动、话语,在网络上却被拥戴、被围观。那些在公共场合曾经说不出口的粗鄙言论,到了网上却一下子得到了疯转。

在抗争政治的维度,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在挑战着传统政治格局。镜头聚焦的西方政治中,我们看到的局势是“黑马狂奔”,反建制者高歌猛进,而传统政客则不断边缘,有些甚至也开始转换策略,采用另一种激进话语体系。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为西方民主重新开设了一条跑道,让“政治素人”通过成为“政治网红”,从而突破建制派的包围,不断逼近权力中心。增粉的过程,就是拉票的过程,粉丝越多,在大选之中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筹码。必须一提的是特朗普现象,一个利用推特与反建制话语冲出包围圈的前真人秀明星、亿万富翁,在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同时也发动了一场“观念革命”,将原本精心构建的西方价值观(或被叫作普世价值)击碎。

可以说,特朗普是“网红道路”最重要的开拓者,在成功成为流量天王的同时,也不断收割粉丝、收获选票。而特朗普执政的成功(尽管只是暂时的),又进一步加深了网民对于反建制者的期待。互联网的特性之一是“易攻难守”,抗争者(反建制者)往往能成为关注的焦点,如果同时,他们拥有较高的颜值(库尔茨)、有趣的经历(格里洛)、出众的才华(高兰德),那很大几率会成为“政治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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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

“反精英”、“反移民”,这是民粹主义政客的惯用套路。先树立一个“敌人”、“他者”,然后发动民众一起对此进行攻击。在全球化金融体系中占支配优势的贪得无厌和不负责任的部分精英,早已经是广大平民痛恨的对象;而借助全球化浪潮进入西方、夺取就业机会的移民群体,同样也引发了平民的不满。这种不满在今天逐渐激化,从而被民粹政客所利用。这些人未必真的是坚持极端路线,但这是他们的话语策略。

从他们的生态来讲,政治网红很难成为一种健康的政治力量,因为它是对抗性的、激进的、情绪化的、有破坏力的,它需要对立面才能生存。利用民主政体中的一些制度安排,他们尝试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自身塑造,并且将其作为自家选民的活动平台。

特朗普在当选美国总统后,依然坚持“推特治国”,实际上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交媒体的溢出效应。尽管特朗普在执政头两年交出的成绩单并不差,但显然不能对政治网红有过高的期待。特朗普好歹有管理一家大公司的经验,那么喜剧演员出身的格里洛呢?年仅31岁的库尔茨呢?记者出身的高兰德呢?他们能有特朗普的组织能力吗,这是非常成疑的。

社交媒体像个大熔炉,还在生产出全新的意识形态。“政治网红”的成功,说到底是摸到了熔炉中的种种思潮变化。

一个大的背景是,由于全球化进程逐渐停摆、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已经远去,当下的各路资源、就业机会变得有限,生活压力陡增。而一些曾经被边缘、被忽视的意识形态获得了传播的机会。

毫无疑问,民粹主义、地域主义、保守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其中不那么阳光的部分,但作为人性的阴暗面,它一直存在。可是,政治网红们把它看作是自己发挥的空间,并将它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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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例子是,带有土耳其血统的德国球员厄齐尔因为与土总统埃尔多安的合影事件,而遭遇高兰德等民粹主义者的反复抨击,后者也在狡猾地利用着舆情大做文章。“民意”在他手中被轻松操弄。

弗朗西斯福山在新作《身份政治》中指出,在互联网世界里,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份:种族、宗教、阶层、职业、年龄、兴趣等。这些“身份”决定了每个人的立场,也决定了每个人可能会依附于某个小的意识形态,成为网络上横冲直撞的力量。

福山一定意识到了:还有更多小规模的、但同样带有战斗力的思潮与意识形态正在左冲右突,包括激进版的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拜金主义、原教旨主义等,也能俘获不少粉丝,从而建立自己的网络帝国。甚至爱宠物狗,也能发展成一套类似邪教般的鬼魅话语,诸如“狗是天使”、“狗是万物之灵”、“狗是救世主”之类的歪理邪说。

这些新时代的话语生产者总喜欢自封为“引领者”,宣称自己是“向前看”,事实呢?他们很多都是过去某时代的极端主义者的自诩幽默的低配版本而已。脑残者聚在一起,加重了脑残的程度。

站在智力层面的批判并没有必要,草野之广、光谱之多确实远超想象。值得警惕的是,这些线上的观念革命,有可能带来线下力量的爆发。社交媒体带来了“从思潮到行动”的极佳演化路径,从“网络抗争”变成“街头政治”,仅有一步之遥。

爆发于2016年10月的韩国倒朴事件,就是一次聚会于社交媒体的大型抗争:从一次偶发事件(女大学生郑宥拉炫富),变成了一次全民反政府示威游行,短期内朴槿惠就丧失了政权,甚至锒铛入狱。

这次事件被某些媒体认为是一次民主的胜利,但事实上这是一次在流言与错误信息裹挟下的一次愚蠢运动。在该运动中最活跃的群体,说来也不信,并非知识分子,而是各路明星的“粉丝”们。由于多位明星艺人加入了倒朴阵营之中,比如金济东、金美花、李笛等,他们的粉丝也从粉丝粉丝变成了坚定的行动者。几句简单的口号及阴谋论就将他们蛊惑,带着对“爱豆”的迷恋投入了自认为伟大的事业之中。从观赏性而言,韩国的街头运动如排山倒海之势,在网络上也掀起了嘉年华般的狂欢;但从政治建设性而言,却是国家的悲剧。

另一个可以列举的案例则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尽管这个组织今天已被歼灭,但它的壮大离不开在社交媒体中的话语建设与宣传。这个立志要创建哈里发国家的军事组织,通过推特、Facebook等进行宣传与游说,并以此完成了动员工作。多位新月平原上的青年通过社交媒体上的文本了解到伊斯兰国,更有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二代”不远千里回国参加“圣战”。最后,伊斯兰国覆灭,这些被鼓动的幼稚青年们一起陪葬。

无论从哪个层面上看,社交媒体都在改变着世界。政治网红一边在书写,一边在行动。有些行动是体制内逆袭比如参加大选,有的行动则是体制外抗争,以街头政治、暴力武装等方式完成。他们大步跨过式微的传统媒体的尸体,直接面对着数以万计的、并无多少媒体修养的“吃瓜群众”。后者将成为被鼓动、被收割的对象,不知不觉中为政治网红背书。

对于网络上芸芸众生而言,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传统媒体建构的无趣世界,从而拥抱政治网红带来的超爽体验,可是,一切在冥冥之中注定了它的价码。社交媒体就像潘多拉的盒子,它释放了人性的阴暗、猜疑、妒忌与愚昧,也纵容了这种恶。有些极端主义的东西,本来就不能被消费;在爽的背后,总有偿还不起的时候。当人们享受着社交媒体带来的话语矿化的时候,社会的割裂已经出现,冲突与矛盾也在不断升级与加剧。这不仅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发生在社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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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马立明(评论员、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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